再一次經歷開學週，就算多麼不願意面對現實，也得保持絕無僅有的工作熱情。想了一想，乘著上一回談韓愈的勢頭，親近一下柳宗元或許是一個好辦法——畢竟因為工作關係，下學期就要面對這位先生，終究躲不了。慚愧的是，不知何故，個人對柳宗元並無甚麼明確印象。就像馬上要談的〈始得西山宴遊記〉，雖說肯定是從前學過的，但如今再讀一遍，感覺卻是新鮮得離奇。恐怕這些都是不知不覺間退還給老師的東西。
古典文學史嘗有「韓柳」的合稱，但對香港中學生來說，二人的形像大概有很大的差別：說韓愈，只想起大堆很好念，但總是似懂非懂的論說文；說柳宗元，則是一首五絕〈江雪〉加〈永州八記〉。（上一代人的中文科課程會教〈捕蛇者說〉，但個人記憶中，近年好像都不多提這一篇了。似乎繼劉禹錫的〈陋室銘〉和歸有光的〈項脊軒志〉等篇後，又一篇默默地退出必修篇章之列的名作。）再嚴格一點的話，所謂「永州八記」也不過是個好聽的名號而已，課程中真正會接觸到的，通常只有〈始得西山宴遊記〉、〈鈷鉧潭西小丘記〉和〈至小丘西小石潭記〉。當然，香港世情就是讀過幾篇，唸出幾句，足夠拋拋書包，就可以理直氣壯地自誇通讀八篇了。然而，治學者責在求真求是，柳子文心豈是依靠略讀幾句就能了事？
教科書大多以「古代遊記」的名目標示〈永州八記〉，形容八篇文章就是柳宗元遊歷永州（大約是今天的湖南省）時記下的所思所想。看似理所當然的簡單描述，其實值得商椎，特別是「遊記」這一名詞。固然〈始得西山宴遊記〉本來已把「遊記」標於肩名內，毋庸置疑。但不少詞彙其實是有時代性的，例如「經濟」在古時是「經世濟民」之意，現代用法是在日本近代翻譯傳入中國後才變得普遍，最後取代了不再流行的本意。相似的例子還有「理性」、「意識」、「社會」等等，受到不同文化圈的外來詞衝擊，相同的漢語字彙在不同時代往往指向不同的本義。至於「遊記」，在現代概念中基本上已經成為了特定的文體體式，其源頭來自西洋文學。最為人熟識的，莫過於十三世紀末的《馬可．孛羅遊記》。那麼中國的「遊記」何以不能於西方的「遊記」混為一談？關鍵在於「記」字……前面的「遊」字。
對於沿海發展，國多土少的歐洲人來說，對外擴張，探索未知領域是不可或缺的生存方法。而這種功業並非一朝一夕能夠完成，所以海盜——或者美其名曰「探險家」——往往需要把過程中所竹所聞記錄下來，一方面是要累積知迫和經驗，為繼承者提供方便，一方面亦要向外宣示主權，證明自己是最先發現某地點的人，從而獲得獨家開發（文明開化、啟蒙、搶掠、洗劫、殖民……描述悉隨尊便啦。）的權利。在傳教士興起和工業革命後，除了山水地理的標示外，天然資源、土著外族，外國情勢等範疇的資料都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，令遊記的內容漸漸擴展，發展成一種令讀者增廣見聞，獲取有用情報的文字載體。而隨著現代交通網絡的發展，「遊」少了危險與艱苦的意味，變成了以優閑為主，旨在體驗異國風情，增添生活品味的「旅遊」。如是者，遊記的重點又由資訊轉移至作者觸景生情，抒發不盡的感悟，添上私密性質和個人色彩。由此可見，論西方「遊記」的本質，往往具有積極向外的精神，能夠體現了對廣大世界的驚奇和興奮。
然而，對古代中國來說，「遊」毫無喜樂的意思，甚至是一種大不幸。要知道中國是個傳統的農業社會，人的一生理應牢牢地綁定於土地上，死後也得入土為安，長居一定。一般人根本沒有成本亦沒有必要離開居住的地方。當然，因著仕官制度和科舉制度成熟，士人的活動範圍多了一點流動性，但他們的行程存有明確的目的地——最好當然是在京師做大官，不成的話，也可以在地方上當個父母官，落地生根。至於如同探險，隨時不知自己身在何處的「遊」，則是流離失所居多。這些不是被流放、貶官、求仕不成，就是在戰亂中痛失家園，總之沒一宗是好事。由此而生的文學作品，怎可能見出喜樂？數最早具有「遊」意的作品，較多人認識的應該是《楚辭．涉江》。這正正是屈原流放時的記聞，行文中充滿對不毛之地的恐懼，還有遭殃落難的憤慨。若果想為中國的「遊」加上具體的印象，那麼馬致遠的〈天淨沙．秋思〉大概是最確切的：「枯藤老樹昏鴉，小橋流水人家，古道西風瘦馬，夕陽西下，斷腸人在天涯。」小橋流水人家不屬自己，斷腸人尚在天涯之下無所安頓。
交待了一些基本概念後，不妨再次讀一遍〈始得西山宴遊記〉。其實開篇首句已經為全篇定調：
自余為僇人，居是州，恒惴慄。
柳宗元來到永州，源於受到「八司馬事件」，即「永貞革新」所累，被眨為當地的司馬，所以他強調自己是帶罪之身。單看字面的話，「恒惴慄」一語可是很不自然的，皆因全篇都沒有甚麼恐懼的情狀，稍後甚至表現出一種悠然自得的感覺。請注意，這就是本篇的鑰匙孔——常常覺得，是否觸犯「藍色窗簾」原則的關鐽，就在於能否找出作品中的鑰匙孔。任何刻意流露言外之音，看似與全篇格格不入的文句，都可能是作者留下的提示，指導讀者從另一角色理解文本意；相反，不妥的情況則是全篇明明圓融一致，解讀者偏偏硬生生地把想像出來的框架一下蓋住整個文本，卻提供不了文本本身與該框架的連繫。就「恒惴慄」一句，讀者可以掌握到柳宗元心底的感受，一次山水遊覽怎可能把半生官運拋諸腦後？他不是莊子，而是一個有志於改革的年輕士子！而且後來的史實亦告訴大家，他並無拋離儒門理想，徹底轉入道家的懷抱。接下來還有幾句：
到則披草而坐，傾壺而醉。醉則更相枕以臥，臥而夢。意有所極，夢亦同趣。覺而起，起而歸。
第二段亦有類似的句子：
引觴滿酌，頹然就醉，不知日之入。蒼然暮色，自遠而至，至無所見，而猶不欲歸。
這與李白的〈月下獨酌〉根本就是異曲同工——固然柳宗元身邊仍有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，同醉同夢，尚不算完全孤獨，但從大局來看，他們一伙還是可憐的少數。如果可以自行選擇的話，他們肯定希望在仕途上大展拳腳，而不是這樣消磨人生。雖然「心凝形釋，與萬化冥合」一語確實像道家典籍的文字，但考慮到柳宗元的描繪對象是山勢奇特的西山，則又可從儒家的角度入手。皇室向來重視在高山祭天的禮儀，因為這既符合儒家一向強調的天人感應，又有俯瞰天下，擺出一副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」的姿態。換言之，在西山這種特殊的地理環境，志士仁人應該可以有所感應，就如他於文首提到自己對西山的獨到眼光一般。而登上山崖之後，這人更應該能做到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，與天道互相輝映。所謂「悠悠乎與顥氣俱，而莫得其涯；洋洋乎與造物者遊，而不知其所窮」，不但是柳宗元對美境的讚美，亦是他對自身之志向與精神的寫照。識英雄重英雄，只有仁人志士方能與天地呼應。進而言之，他依然相信自己沒有偏離天理大道，如今的罪名只是時不與我，一時遭奸惡小人迫害——崇高的宇宙才是「我」與正道的最佳憑證。
教科書把〈永州八記〉視作柳文技法的代表，主要是表現在他對遊歷見聞的描寫方法。在〈始得西山宴遊記〉中，以短句構成的第二段可謂最典型的例子。其開首以明快的節奏交待出遊的源起，以及到達觀察位置的過程。接下來他以大量四言句式描述從高處向下俯視大地的面貌，氣勢磅礡之餘亦見清晰，並且迅快轉移至怪山之上。作為全篇焦點，他的描寫不限於真實而具體的狀貌，而是深入之抽象的神態，與傳統山水畫重神似多於形似的原則是相通的，更是情景合一，形神俱體的境界。在短短篇幅中有此表達，無疑是大師手筆，非慣用陳言套語的俗世文人能及。有趣的是，這種筆法並不是從同類文體中襲來的，而是取法自《水經注》等方志類文獻。扣際作者在文章中的存在感之外，方志本來就與遊記有不少相通之處，尤其今人常言之「風土人情」一詞可溯源至「風土記」這種方志體裁——當然，古人的「風土」是要介紹自己所在的地域，而今人言之「風土」往往是用來形容異鄉的。
事實上，在中國文學史上，西方式的遊記作品在近代才開始出現。在西學東漸的年代，改革派年輕學子想到西方尋求救國良方，亦有部分中國士大夫被迫到外國當堪稱苦差的外交官。無論是自發還是受命而為，他們開始注視到中原大地以外的種種新事物，遊記的意義亦由傳統的形態過度至類近西方的情況。知識內容、文體應用和外部環境互相影響的關係，可是一門很重要的學問，實在值得大家思考。但在思考大問之前，或許在此先留下一個小小的討論問題：我們都知道〈涉江〉也好，《馬可．孛羅遊記》也好，都可能存有虛構的成分，作者未必真的到過所有地方，那麼〈永州八記〉中又是否有這個可能？若然屬實，這篇遊記的文學價值和文學史意義會否受到影響？遊記又是否必定要通盤屬實？這又何解會是個要緊的問題？我思故我在，文學在背書以外，還有很多好玩的謎題呢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