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日工作排山倒海地湧來，忙得幾乎搞不清何月何日，不少次要的事務大概都要白白放棄。在這種境況下，本來無意強行挑戰迢些麻煩的範文。但始終是最後一篇「散文」了，長期擱置不寫的話，不免心懷大事未成的遺憾。進退不得，唯有拼上絕無僅有的小息時間，一口氣「解決」蘇洵和他的〈六國論〉吧。
正所謂「一門父子三詞客」，雖說蘇軾的才氣和成就確實非凡，但其父蘇洵和兄弟蘇徹也不是甚麼等閒之輩。奈何坡公在前，文學史的鎂光燈實在難以顧及旁人而已。就以這篇〈六國論〉為例，蘇洵在短小的篇幅中，藉由強有有力，節奏明快的語言，一針見血地論證了六國破滅的原因。尤其自「秦以攻取之外，小則獲邑，大則得城」一句起，他使用了大量短句鋪敘六國相繼倒下的過程，令人從聲音上感受到一種情況危急，一發不可收拾的氣氛。秦國攻勢之多，貪慾之強，即使不用加以描寫，也能在讀者的腦海中清晰浮現出來。當然，只有趕急的話，大家可能會感到吃不消，於是他又會把總結道理的一句稍為拖長，例如是「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」和「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哉」兩句——他把讀者從過去的興衰史中拖回現實，繼而要求他們把剛才的感受轉化為用於今日的歷史教訓。這個動作是需要一刻的沉澱和冷靜的思考，所以不得過快，長句實為必須。由此可見，蘇洵撰論，不只考慮到內容問題，還懂得如何利用語文的節奏控制讀者的情緒和思路。這種高超的散文藝術技巧，足以證明蘇洵的文才。
明人茅坤在其《唐宋八大家文鈔》中，論斷此篇曰：「一篇議論，由《戰國策》縱人之說來，卻能與《戰國策》相伯仲。」他指出，這篇作品，無論在風格、形式和思路上，都與秦漢時候的《戰國策》十分相似——這個理由也是本篇一直為古文家理崇的原因，到底《戰國策》的語言也是一種典範，甚至連西漢人司馬遷的《史記》也曾大量抄錄它，完全符合「文必秦漢」的大原則。眾所周知，《戰國策》主要記述縱橫家遊記不同國君的說辭。若要用今天的情況為喻，或許可以想像一下王牌推銷員四出奔走的情況，只是他的唯一商品就是他自身的腦袋而已。（對啊，出了問題，就把它斬下來。）由此再觀〈六國論〉，實不難找出所謂的「推銷技巧」。例如是對關鍵字眼的強調。文章首段如下：
六國破滅，非兵不利，戰不善，弊在賂秦。賂秦而力虧，破滅之道也。或曰：「六國互喪，率賂秦耶？」曰：「不賂者以賂者喪，蓋失強援，不能獨完，故曰弊在賂秦也。」
可以留意一下「賂」或「賂秦」之類的字眼。他開首先以肯定的語氣，明確提出「弊在賂秦」是六國亡沒的唯一原因，其後再以頂真句式重覆一次，最後又有自設的對答中重覆「賂」和「賂秦」。如此密集的出現頻率，強行把有關概念塞入讀者腦中，即使無曾正式展開論述，已成功建立了一種前設一般的強烈印象。清人蒲起龍稱「賂」為「篇眼」，其由在此；另一個同樣觸目的字眼是「六國」。它是開篇的字眼，也是最後的結句：
夫六國與秦皆諸侯，其勢弱於秦，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；茍以天下之大，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，是又在六國下矣！
此處重覆了三次「六國」，尤以最後兩句為密集。作為一個由入聲字組成的詞語，「六國」讀來容易產生力量感和急迫的情緒，在首尾呼應的技巧加持下，懾人的效果更是明顯。事實上，平仄與韻部的問題不獨為詩律之事，古人的散文寫作可是同樣注意這些層面的功夫。至於在內容上，不斷提及「六國」則是要強諮秦國如何以一勝六，說明即使數量上佔有優勢，對方也能徹底擊倒之。「六國」理論上其實不是嚴格的群體，認真治史者理當明白，當時各國是各自行動的，不應簡化為一個「一打六」的情況。但不是這樣說的話，就表達不出以弱勝強的形象了。
當然，說到這裡，必須提一提本篇最為人詬病之處——視「六國」為一整體事小，史實錯誤事大。若然查閱一下《史記》等材料的話，不難發現當時根本不是「六國」一起「賂秦」的。真正「賂秦」的只有其中三國，其餘的是敗於其他因素之下。因此，如果把〈六國論〉當作真正的史論，以之佐證戰國史實論述，則必然會鬧出大笑話。但有趣的是，蘇洵在〈上韓樞密書〉中曾經這樣說自己的抱負：
洵著書無他長，及言兵事，論古今形勢，至自比賈誼。所獻《權書》，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跡，苟深曉其義，施之於今，無所不可。
他自言重視「古人已往成敗之跡」，也就是考究歷史的眼光，決不可能想也不想就胡說八道。（雖然他的兒子蘇軾就曾經在考試中杜撰典故，騙過歐陽修，但那只是一時情急之策，旨在顯出才情氣質。像〈六國論〉這種議論國政的文章，就不能隨便胡鬧一番了。）另一方面，即使古人也會犯錯，但六國之亡終究是基本的歷史常識而已，實在難以推論蘇洵完全不懂。那麼這種用法當如何理解呢？
關鍵或許在於「深曉其義，施之於今」一語，也就是古人用典的意義。對於古人來說，典故與史實不一定是必然互相對應的。無論是作者還是讀者，有時候其實都不太計較史實的準確度——固然不是完全不講準確，顛倒是非或有違一般人認知的必不可行。起碼，文人不會真的事先作細緻的考證，然後講究如何把古今事理的細節逐項對照。到底，古人認為知識的目的在於致用於世，如何配合當下實況才是應用知識的重點。對文史過份考究，反而會被視為沉溺於學，不切實際。以蘇洵的語言來講，「深曉其義」就是從古代史事中提取有用的意義，而有用與否就是以能否「施之於今」為標準。在這個過程中，適度地省略、簡化或放大事件中的某部分，其實是可以接受的。如果因此而進一步提昇教化意義，甚至會被視為一件好事。這人今天看來顯然是有違科學精神，但在古代，知識的意義就是如此。主動權在用典者，而不在典故本身，文人首要思考的問題是「如何用」而已。
話說一提起〈六國論〉，今人必然會想像這一篇文章。但其實他的兩個兒子都各自寫有同題的作品，而關注點又與父親的不同。蘇軾談的是「士」在戰國混戰中的作用，指出只要各國當時盡收天下的「士」為幕僚，民間自會缺乏領袖人才，無以作亂，天下太平。所以這篇文章又叫〈養士論〉。蘇軾的觀點在今人眼中難免奇怪，但如果明白當時的社會模式，即士人與平民之間的階層差距，或許可以理解到蘇軾對「士」的重視。畢竟他自身也可以算是一個「士」。至於蘇轍的〈六國論〉，旨在斥「其當時之士，慮患之疎，而見利之淺，且不知天下之勢也」，認為諸國不夠團結，不能預視秦國之大禍而合力攻之。「三蘇」均有同題之作，是否有特別之處呢？其實真的不能論定。一方面，同出一門，時代相約的三人，可能真的有著相近學習經歷，故不約而同地對有關課題留有深刻印象；但另一方面，這現象也不一定限於他們三人而已。換言之，「六國」的事典在北未初期其實是某種「資料庫」的重要成份，凡人學習論事，以至實際應用，都不時取材於此。至於實際上的形式，則可能是類書、文集、童蒙教材等等。當然，古代的教育方法和學習模式，又是另一道惱人的大課題。
從〈六國論〉的藝術特色可知，今人要細味好一篇經典，就絕對不能默不作聲地坐著看。聲音也是文章的「內容」之一，不能忽視。無怪乎朱熹教人讀書時，往往提到大聲朗讀文字是最重要的一環。朗朗上口者，正是如此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