依照一直以來的討論進度，終於完成了先秦的部分。接下來當進入西漢，談談司馬遷的《史記．廉頗藺相如列傳》了。上一篇提到，〈逍遙遊〉幾乎是文憑試範文中最艱深的一篇；相比之下，這篇的難度明顯降低了不少。畢竟不計較文體學的話，它基本上跟後來的小說故事無異。而且，公開試的考核重點往往集中於字詞解釋、敘事技巧和人物描寫幾方面，對學子來說其實不難應付。然而，《史記》的珍貴，實在難以靠單篇節錄來體現。
關於司馬遷的文章學，從古至今已經累積了不少。早在蕭梁時代，現傳最早的總集，即昭明太子蕭統主編的《文選》已收錄了其〈報任少卿書〉。（此一代名篇極為重要，稍後再談。）可惜的是，《文選》本身有不取「旁出子史」之言的原則，所以沒有提及《史記》的內文；而史贊部分，亦是礙於身分問題，令蕭統較為傾向維護皇權的《漢書》，而不取《史記》。幸而，到了唐宋時代，《史記》的篇章已開始大量不同的總集。尤其是在宋代理學興起之後，理學家不時使用《史記》篇章為教學材料，例如是真德秀的《文章正宗》。及至明代，復古派倡言「文必秦漢」，進一步強化了《史記》在古文寫作教育中的位置。事實上，即使是歸有光等反對復古派的人物，亦從不諱言《史記》對自身的影響，只是他們同時擁護韓愈以後的古文主張，不認同「大歷之後無詩文」的看法罷了。可見，《史記》的文章學價值早就達至經典級數。今時今日，香港對文言文範文的選取自然不可迴避之。奈何觀乎過去的課程，當局的目光多集中於〈廉頗藺相如列傳〉和〈刺客列傳〉中有關荊軻的一節。雖說兩篇的質素並無問題，〈刺客列傳〉的立篇、寫法更體現了司馬遷的獨特思想，但在此以外，無疑應該更廣泛地涉獵其他篇章，以全面地見出《史記》的種種寄意——史遷的文字到底不只是一篇篇交待舊事的記敘文而已。
老實說，若打算認真地認識《史記》，那麼在開卷之先，肯定需要先讀一讀剛才提到的〈報任少卿書〉（又名〈報任安書〉）。話說西漢與匈奴大戰期間，由於都尉路博德從中作梗，大將李陵在缺乏支援下被迫投降。漢武帝為此大怒，下令嚴懲李氏一族。司馬遷向來敬仰「飛將軍」李廣，對其孫兒李陵亦是欣賞有加，故不顧朝中形勢，出言辯解。奈何他沒意迫到武帝與戰爭主將李廣利（武帝寵姬李夫人之兄，與李陵家族無關）的情份關係，結果獲罪判死。西漢時，犯死罪者的生路只有兩條，一是支付巨金，一是以宮刑代替。司馬一族不算顯赫，但司馬遷還是有未遂之志，所以他選擇了後者。
禍莫憯於欲利，悲莫痛於傷心，行莫醜於辱先，而詬莫大於宮刑。
活了下來，但痛苦肯定遠遠多於爽快的一死。帶著屈辱的他被武帝任命為中書令，名將衛青的部下任安知之，就給他寫了一封信，勸他不要灰心，努力在新職位上作出貢獻。司馬遷後來給他回了一書，也就是〈報任安書〉。這封信不但真摯地表明了他當時的心境，也見出了驅使他活下去的動力：
僕誠已著此書，藏諸名山，傳之其人通邑大都，則僕償前辱之責，雖萬被戮，豈有悔哉！
繼承父親司馬炎的臨終託付，完成這部「草創未就」的《史記》，就是他餘生的全部意義。（力陳發奮著書的歷代先賢時，他甚至激動得記憶混亂，搞錯了不少史例……唯有如此推斷，以表尊重。）值得一提的是，在〈報任安書〉中，他有一段特別提到歷代太監的不是：
刑餘之人，無所比數，非一世也，所從來遠矣。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，孔子適陳；商鞅因景監見，趙良寒心；同子參乘，爰絲變色。自古而恥之。夫以中才之人，事有關於宦豎，莫不傷氣，而況於忼慨之士乎！
他從來都看不起太監，認為這種人物往往恃著在國家中的特殊地位，為歷史不斷製造禍亂。諷刺的是，他在寫這段的時候，正好成為了自生平最不齒的人。就算內心與志氣沒有改變，但原來熟悉的身體已經成為了最深、最不可饒恕的罪孽——比起旁人的側目，他對自身的歧視才是最大的恥辱。尤其他一度在〈孔子世家〉中提過，孔子是他自己最想見到的兩位人物之一，但孔子適陳的故事又提醒他，就算真的能夠超越時空，這位偉大的人物恐怕不會接納如今的他。對，就連昔日的夢也變成了對自己的折磨。眾所周知，十二本紀、三十世家、六十九列傳，悲也好，喜也好，每一個固然都是精彩深刻的人物故事，但〈報任安書〉告訴了我們，作者本人的故事或許才是最偉大的傳奇。這也是〈太史公自序〉作為第七十篇列傳的原因——《史記》就當終結於他自身的故事。魯迅謂之「史家之絕唱，無韻之離騷」，正是源於迢份可歌可泣的意志。（此處說的還是很簡略，建議細讀李長之的《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》一書。這既是重要的近代名著，也是入門者最容易消化的材料之一。）
談到「史家之絕唱」一語，大概不少現代人都會質疑《史記》作為一部歷史書的功能。的確，諸篇記事都見出不少邏輯問題。例如，〈項羽本紀〉中的一首〈垓下歌〉是如何記載的呢？在〈刺客列傳〉中，豫讓「遁逃山中」後所言的名句又是誰人記錄？民國學者甚至斷言，〈屈賈列傳〉中有關屈原的記載通通不可靠。這部著作是否有資格成為「二十五史」之首呢？要解決這個疑惑，恐怕要先撇開那個以拉丁文、希臘文、法文為語源的英語概念，不要把中國的史學與西方的混為一談。論中國的史學精神，最早的當然是「春秋大義」。這主要是從屬於經學以下的概念，稍後出現的三傳，尤其是《公羊》和《穀梁》的解說充分體現了這些史事記載如何為漢人所用。對他們來說，記載史事是手段，保存記憶是為了用於後世，展現經學價值觀。漢代以後，隨著司馬遷、班固等人先後編成大型史著，史學漸漸脫離經學以下的春秋之學，成為獨立的科目，但這不是意味以《春秋》為根本的史學精神產生了重大的轉變。詳細的情況可透過唐人劉知幾的《史通》慢慢考究，如今還是先回到《史記》一書的問題上。司馬遷的名言無人不曉：
究天人之際，通古今之變，成一家之言。
特要留意最後一句「成一家之言」。《史記》的內容其實大量滲入了司馬遷的主觀想法。從項羽入本紀、孔子入世家的結構設計，到立遊俠、刺客、酷吏、貨殖諸者為列傳的取捨安排，加上八書的類目等，整部《史記》的形態已經充分體現出司馬遷的思想面貌。可以說，不是司馬遷的話，許多部分根本不會出現——班固的《漢書》不久就證明了這點。然這份主觀色彩其實還滲入了行文當中。〈孔子世家〉以《論語》為文本的主要根據，但之前已經說過，語錄體和記事體是完全不能變換的概念。所以〈孔子世家〉全文的婿排很大程度上是司馬遷的設想——他在建構他所認知，所憧憬的孔子。這當然不是說《史記》是天馬行空，無從稽考的小說。司馬遷絕對擁有相當豐富的材料和證據，只是要明白，他並不是真正的掌古學家。在編排、解讀、詮釋的過程中，他要把自己的「一家之言」發揚光大，把強烈的信念和不願被埋沒的人物事蹟流傳下去。他首要考慮的，是記錄對象的精神和意志，是以屈原的故事必須以一首〈懷沙〉作為投江的哀歌，項羽也得在美人與寶劍的映襯下，踏上霸王自盡的絕路。比起是否一字不假的問題，司馬遷更擔心不能把天人之際、古今之變的奧秘告訴後世。
古典史學是一個很大的命題，惟有在此打住。在此只想多提幾句有關「互著別裁」這個重要的史著編纂概念。（當然，早在《呂氏春秋》裡，其實已有類似的情況，但《史記》對此的應用明顯大加成熟。）為了方便講述，每篇人物故事都有主角與配角之分，但從常理推斷即可知，那些配角在歷史上的價值總不可能局限於別人的人生內。在不同的故事中，他有時是主角，有時是配角。司馬遷正是依據行文的需要，把特定人物的資訊分佈於不同的篇章中，而且往往是刻意把不同特質放置在適當的部分。例如，〈項羽本紀〉中的項羽是一位大英雄，劉邦是小人，但在〈高祖本紀〉和其他漢軍人物的世家、列傳中，項羽卻表現出殘暴、愚蠢的一面。這是因為在別人的故事，項羽既是一個反面的存在，也是用於襯托主人翁的形象。況且，司馬遷欲傳達的訊息也是因篇而異的。對讀者來說，欲知某人的真實面貌與全部事跡，就必須把散落各處的資訊拼湊起來。以上即為「互著別裁」的基本原理。之所以要提這一點，主要是這種方法不單為線索複雜的史著篇章帶來啟發，同時大大影響了中國書籍的編纂思維。事實上，不少人突破描述人物的層面，把這種手法挪用至其他範疇。譬如說，清人章學誠正是以此談古典目錄學。在圖書目錄中，一位文人的著作可能遍及經史子集四部，但總不可能每次都詳細乎作一遍作者介紹，所以編者往往會把這責任交予別集類的個人專集，而論到其他著作時，就只是簡單地交待一句「有某某集」，或者用其他方法指示讀者到有關部分尋找資訊。再如類書、總集等涉及多人著作的體裁，都不時使用這種模式，以免累贅。是以司馬遷的影響遠遠不止於史學，在文學和文獻學的領域，也是不得不提的。
說到這裡，本文成功完全迴避〈廉頗藺相如列傳〉的內文，令「亂吹」的境界大有提升。可喜可賀。但為免大家日後不再閱讀本系列，就姑且推介一下內地學者可永雪的《史記文學成就論衡》吧。此書嘗試從不同角度分析《史記》的文學價值，基本上能夠滿足初學者的學習需要。在作結的一刻，本文只是希望，在大家讀著這篇範文的時候，不要忘記這篇千載不滅的文字是前賢以自身生命熔鑄而成的。在這個文字不具價值的現代城市，我們一代可能已經無法想像文學如何扣連生命，生命又是如何成就文學，達至永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