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如既往，寫了幾篇動畫以後，幾乎把正事都忘得一乾二淨。剛剛隨便查看一下發文記錄，才發現距離上一篇已經超過一個月了。難得熬過了麻煩的韓愈、柳宗元，實在不甘心就此放棄。唯有狠狠地自摑兩巴掌，然後帶大家離開唐代，走進大宋。眾多周知，北宋文人輩出，散文名篇亦是數之不盡。奈何時日太快，學期太短，教育局最終只選了兩篇為代表作，其中一篇就是范仲淹的〈岳陽樓記〉。
坊間的教科書提及此篇，普遍會把注意力集中在最後一段，因為這是最有教化意義的地方。要是不讀這一段，全篇似乎只有一大堆景物描寫，歸結起來就是一句「其喜洋洋者矣」而已，再無別的意義。這樣的話，可能六朝的山水文學更為可觀，畢竟在那個講究美感與修辭的時代，景物描述的細緻，用詞的講究，都可說是歷代的頂峰——不然就無辦法成為歷代古文家的攻擊對象。無可否認，在古文中，像「嗟乎」這樣嘆詞，永遠是重要的記號。它提醒了大家，文章真正的重點都是從這一感歎開始的，前面的不過是一些鋪陳與前言。主次需分明之餘，往往也會涉及到語意的問題。
以「喜洋洋」接上「嗟夫」，無疑是一百八十度的轉折。這導致兩段之間看似極不統一，彷彿是兩篇旨要不同的文章。例如，前面明明高興地說「登斯樓也，則有心曠神怡，寵辱偕忘，把酒臨風，其喜洋洋者矣」；後面卻有一副夫子模樣地說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」，明顯用了儒家的「中正調和」之說。那麼究竟應該喜還是悲呢？要回答這問題，關鍵在於搞清楚這篇文章的結構——這一段直接針對的並不是前一段有關岳陽樓一帶景物的描寫，而是全文開首的第一句：「慶曆四年春，滕子京謫守巴陵郡」。沒錯，就是大家都熟知的技巧，首尾呼應。
滕子京這個人物，雖說每本教科書都應該會給個注釋，但會認真考究的恐怕並非多數。究其原因，除了不太影響對字面意義的理解外，還可能是擔心影響末段的境界。滕子京是范仲淹是同科進士出身，在古代社會而言是相當密切的關係。是以二人在仕途時有照應，亦時常交流同樂。按史書和地方志記載，滕子京為官風評不差，「為人尚氣倜儻，清廉無餘財」，可謂一副理想的儒生父母官形象。只可惜他的際遇亦如同不少志士仁子一樣，隨天意人事的變化幾升幾降，離治國平天下之志愈來愈遠，勞碌一生而始終沒成就甚麼大功業。最後依賴范仲淹的文名，擠身於現代教科書的一行小注中，亦可能是不幸中之大幸矣。
回看文章，就不難發現范仲淹撰〈岳陽樓記〉是針對滕子京的。對他本人而言，「寵辱偕忘」正是針對幾升幾降，不成大事的境況。後而提他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」，則是希望他誕記儒家的教誨，保持中和之心來應對人生路途的幸與不幸。自古以來，能成功名者，其實少之有少，但人的志向和修養可不能只取決於此。「居廟堂之高」也好，「處江湖之遠」，無論進退，都總有履行聖賢之道的方法。「微斯人，吾誰與歸？」這是直接寄予滕子京的一問，而答案自然是不言自明。是以最後一段很大程度上就是范仲淹與同道志友的對話。那麼「岳陽樓」是否不重要呢？又不是，因為這涉宣示於外人的層面。「越明年，政通人和，百廢具興，乃重修岳陽樓」，「岳陽樓」的存在就是滕子京治王有道的最好象徵。儒家素有「天人感應」之說，固然後世常常為人比附一些怪力亂神之說，但回歸其根本精神的話，就是說君子形象與其身處之世界的面貌理應是一致的。這如《楚辭》中的「香草美人」意象十分相似。換言之，當范仲淹用三段的篇幅把岳陽樓和附景的美景描述得明媚怡人之際，亦是在稱賞滕子京在地方上的努力，以致其足以同化萬物的高尚人格——除了實際的手段外，儒家亦強調人格精神對外物的感化。也就是說，單是君子的客觀存在，就能引導世界走向美好的一面。事實上，宋仁索亦是因為〈岳陽樓記〉而對滕子京生出好感，升之為徽州知府，使這位努力的小官經歷仕途上的最後一個高峰。
總算稍為疏通了文理。但作品內容從來都只是最基本的一層，文學的問題尚有許多值得細心考察的層面。譬如說標題的四字，「岳陽樓」這個地名沒甚麼好說，問題就是最後的一個「記」字。「記」作為一種文體，究竟應該是甚麼模樣？今天有《西遊記》、《最遊記》、《木偶奇遇記》、《亞爾斯蘭戰記》、《十二國記》……好像扯遠了。總之就是一大堆記事的作品。然古代文體學中的「記」肯定不是迢麼簡單。梁人劉勰的《文心雕龍》中有〈書記〉一篇，裡面提到「書記廣大，衣被事體，筆札雜名，古今多品」，可惜沒有像其他篇章般，進一步把「書」、「記」分開而論，令大家都不能清楚知道「記」的情況。如是者，到了北宋，「記」的真正性質引起了一場大論爭。事緣王安石讀過蘇軾的〈醉白堂記〉後，如斯評價：「文辭雖極工，然不是〈醉白堂記〉，乃是〈韓白優劣論〉耳。」蘇軾文才之高，總不可能連基本的文體意識也弄不清楚。這顯然是大家對「記」這種文體有著截然不同的掌握——這就是所謂「以記為論」的課題。後來，明人陳懋仁注《文章緣起》時，就說：「記者，所以敘事識物，以備不忘，非專尚議論者也。」其針對的明顯就是這宗爭議。問題在於，敘事識物本來也是相當大的範疇，實際當如何寫，終究是一宗大問。縱管明人吳訥的《文章辨體》和清人曾國藩的《經史百家雜鈔》等書都一度提及「記」、「雜記」之類的體式，但問題終究沒有辨明。甚至到了今天，臺灣學者柯慶明在其《古典中國實用文類美學》中，還是得把說遊覽、山水的「記」，以及說修造、器物的「記」分開兩篇來談。
既然是一時三刻難以解決的問題，在此就不解決了。（就算想通了，當然也不在這裡說。）為了一解諸君的怨氣，最後就在提一個角度。話說這篇文章之所以能夠留名千古，無疑是有賴末段那句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」。這不單點出了儒者超越於凡人之處，更為之添上一份孤高的英雄氣慨，使行者自豪，聽者嚮往。然而，細想的話，實不難意識到當中的欺騙成份。首先要明白的是，這句的原型來自《孟子．告子下》：「生於憂患，死於安樂。」只有死後才得安樂。然後以此回看〈岳陽樓記〉那句，就會明白從來沒有「後天下之樂而樂」的時候，因為只要世界還未末日，憂慮總是一浪接一浪地出現。換言之，「後天下之樂而樂」只是不切實際的期許，儒家要關心的永遠是「先天下之憂而憂」。進一步來說，這充分見出中文句式的特點。西方漢學家時常說，中國古文存有一種「對」的思維，文章基本上都是以兩句為一個單位地發展的——無論是普通的散文還是巧妙的駢文。但問題在於，就算是兩句為一組，也不代表兩句是平等的。就如現代漢語中的對立詞彙「睡覺」、「是非」、「國家」等，含義總是偏向其中一字，另一邊卻是不需要理會。所謂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」這種對句似乎是道理如此。
范仲淹無疑是一文成就千古名的典型例子。固然不得否認他本身的才華，亦不是說不用讀他的其他篇章。但後人談起他的時候，基本上都離不開這個篇章。就是元初蔡正孫的《詩林廣記》雖然有范仲淹的詩歌，但介紹時候，居然隻字不提其詩風，反而大讚〈岳陽樓記〉，令學詩者摸不著頭腦。但從另一方面來說，一生中能寫出這種代表作，大概短短的一篇亦是於願足矣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