為了完成一生中最重要的那篇廢文，所以在這個平台上消失了好些日子。動畫和電影固然沒有錯過，只是真的沒有空閒亂寫一大段而已。如今大致安頓好正經事，那麼還是要向仍在增長的追看用戶負責任。關於那套超級英雄電影和那大堆熱門動畫、特攝，大概已有不是真正的網絡健筆處理，不用我等蝦兵蟹將操心；所以這一篇就介紹一下陳舊的杜公。
老實說，對比李白的作品，香港學生應該更加熟知杜甫的律詩。到底民國以來的教育思維總是相信，杜詩就好像「出奇蛋」一般，能夠同時滿足「詩學教育」、「品德教育」和「政治正確」等多種需要。再加上「詩聖」的名號威震中華文化，不隆重其事的話，恐怕會被大罵有失斯文。在香港的教育制度中，比較常用的教學篇章有〈春望〉、〈蜀相〉、〈閣夜〉、〈詠懷古跡五首〉、〈登高〉等，難度各有不同。至於教育局如今指定的〈登樓〉，雖然及不上〈登高〉在形式、句法和韻律方面的代表性，但整體上還是一首典型的「杜律」，能夠見出「詩聖」的賦詩特色。尤其中間兩聯對仗極嚴，由句構到每一字的詞性都是天衣無縫的。而此詩最為歷代論者稱道的，莫過於是頷聯的「錦江春色來天地，玉壘浮雲變古今」。「來」和「變」作為句中的動詞，都不是尋常的用法，加上如此句構，讀來已覺新鮮。在句意上，本來「春色」和「浮雲」皆偏靜態的物象，但杜甫藉由「來」和「變」兩個充滿動感的詞語，正是古人謂之「句眼」，一字即能令全詩意境變得活潑。而及後配上「天地」與「古今」語意宏大的字詞，不單氣勢磅礡，而且與「春色」、「浮雲」構成大小、虛實等層面的對比。整體而言，此聯表現出非凡的想像力，必定是久經琢磨而成的寫法。
當然，站在教育局的立場，比起甚麼藝術特色，最重要的還是內容要夠「潔淨」和「正確」。根據論者考證，此詩寫於代宗廣德二年，杜甫閒居蜀地成都的期。其時，安史之亂剛剛有平息的跡象，大唐尚未從人類史上其中一場最慘重的屠殺中恢復過來。豈料一直不懷好意的吐蕃馬上又要來犯，令全國上下都疲於奔命。究竟這個內外交困的國家還可以支持多久？杜甫素來胸懷報國之志，不免對此難以釋懷。後來，他得知大將兼友人嚴武將赴蜀出任成都尹和劍南節度士，全權負責西征大業，頓時萬分欣喜，認定邊事必然得到圓滿解決。時值春季，萬物美好，彷彿天地都和應著人心的快樂。杜甫因而登樓遠望天地，把心中所想轉化為吟詠的詩歌……說了一大段，歸納起來就是中原本位意識下的民族情感，甚麼「心繫家國」、「憂國憂民」、「民族復興」之類的事情。眾所周知，不管在甚麼時代，「北極朝廷」和「西山寇盜」從來都是某些大人物希望年輕學子銘記在心的概念。多讀幾首杜詩，潛移默化，時而痛心疾首，時而挀臂高呼，不就是「成功的教育」啊！難道有人想學生們都跑去讀李白的詩，終日想著當個買醉的瘋神仙？
不過，稍有文學史知識的，都應該記得，杜甫和李白的高下可是一宗很大的爭議。李白之為「詩仙」，是時人賀之章給予他的讚賞，歷來基本上沒有太多反對意見。而杜甫之為「詩聖」，則是明初陳獻章給予的稱號。在中國傳統中，凡為「聖」者都是最崇高的稱號，是很要緊的事情——畢竟我們不是英國人，沒有「詩神」這種說法。（冷得有點尷尬……）隨著「學杜」成為學習賦詩的方法論，甚至有人鼓吹直接記誦〈登高〉的用韻或者其他杜詩詩題，杜甫的地位方漸漸在教育系統中穩定下來。在此以前，詩壇對杜甫的評價相當兩極。固然，元稹等人早已對杜甫推崇有加，相傳成書於晚唐的《本事詩》也許之為「詩史」，但同時亦有另一種觀點認為，杜甫在體式和寫法方面都大有問題，簡直就是不懂為詩。怎麼有如此誇張的評價？這涉及「古典詩歌」本身的定義問題。
在體式上，教科書常常說杜甫是「帶著腳鐐跳舞」，以為他的律詩寫得非常工整。但不要忘記，另一方面，杜甫又是時常使用拗律，例如是〈閣夜〉一詩中的「五更鼓角聲悲壯，三峽星河影動搖」、「卧龍躍馬終黃土，人事依依漫寂寥」、〈登高〉的「風急天高猿嘯哀，渚清沙白鳥飛回」。至於〈詠懷古跡五首〉，更加是每一首作品都有拗救的情況。可以說，大家所知的杜詩名作中都普遍見出這現象。時至今天，律詩的形式已經相當成熟，所以拗律有時候會被視為未盡完善的表現。可是，亦有學者認為，在沈約提出四聲八病以後，詩律其實還沒有穩定至今人所知的平仄譜，而唐代甚至可能存有好幾種通行的律詩體式。除了最後成功流傳下來的那種定制之外，其他幾種就變成了後人謂之拗律。而杜甫身為唐人，自然不會以為這是舍問題，各種體式照用可也。這種意見進一步指出，唐代盛行稱作「詩格」的詩文評類著作，正是源於可用的體式不止一種，以致需要論者記錄、辨識和討論。只可惜唐代著作多有散佚，除了分別題為皎然和王昌齡所作的著作外，其他「詩格」類的書大多只餘下目錄中的名稱而已，令有關說法得不到證實。
至於杜詩在寫法方面的問題，則是在於詩歌究竟可否通篇記敘。「詩史」的美名對杜甫來說是十分重要的成就，也是一個影娼深遠，極具討論意義的課題。不過，唐宋以來亦有不少人認為這是一個很糟糕的問題。固然，漢代時候有漢樂府，後來的左思又有知名的〈詠史〉，但詩歌的主流終究在於「抒情」、「言志」之類的方向。如同史傳、雜記般通篇以記敘為主的寫法，不免遭人詬。若果套用現代學界的專門術語，這個就是「抒情傳統」和「敘事傳統」的問題——當然，這又是另一個很麻煩的問題，所以在此就不打算開展了。回到杜詩的問題上，時常被人用作戰靶的，就是〈詠懷古跡〉、〈諸將〉和〈北征〉等。特別是〈北征〉作為杜詩中最長篇的作品，基本上就是史書的理路，無怪乎王嗣奭說此為「韻記為詩」。有關這方面的批評，當以楊慎的《升庵詩話》卷十一的一段話為代表：
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韻語紀時事，謂之詩史。鄙哉！宋人之見，不足以論詩也。……杜詩之含蓄蘊藉者蓋亦多矣，宋人不能學之，至於直陳時事，類於訕訐，乃其下乘，而宋人拾以為己寶，又撰出詩史二字以誤後人。如詩可兼史，則《尚書》、《春秋》可以並省。
他以為，詩就是詩，史就是史，各司其職方為恰當，根本不應該模糊它們本身的性質。不過，同時亦有不少人認為，杜甫具有藝術家的創新精神，以及大詩家的前瞻性。諸如葉夢得就說，在杜甫以前，詩人確實「初不以敘事傾倒為工」，但杜甫的出現正是扭轉了這種風氣，令詩歌獲得新的可能性。後來，在宋元、明清這些易代的環境中，「詩史」正是成為了無數詩人的精神寄託和言志渠道。那時候的人亦無不從杜甫身上尋找自身作為一介詩人的價值，令記敘之筆進入了古典詩歌的傳統。無可否認，「詩」的定義，不論古今，都是流動的，無法定於一說。（當然，古典詩歌的流動始終有其傳統定位和界限所在，程度始終不及現代的新詩，故又不宜過分放大這說法。）杜甫貴為主宰在一流動的關鍵人物，本來就體現出其地位所在。
再讀一讀楊慎的話，即會發現他表面上是批評杜詩，實際上旨在抨擊宋人的詩學主張。的確，杜甫的地位之所上升至此，多少有賴宋人，尤其是「江西詩派」。黃庭堅十分喜愛杜甫的詩歌，並且強調杜詩是苦吟的成果，也就是可以透過學習而達至的，不像李白般過分依賴天才，以先天條件決定詩藝成就。其謂之「點鐵成金」、「奪胎換骨」的對象也是以杜詩為其中一個主要對象。奈何黃庭堅同時很愛模式杜庸的拗律，令人望而生畏。及至元初，方回編成代表「江西詩派」的《瀛奎律髓》時，提出了「一祖三宗」之說，把杜甫和黃庭堅、陳師道、陳與義三人連結起來，杜甫便正式成為了整個「江西詩派」的學習對象。按照這部總集的看法，在黃庭堅學其句法的同時，陳與義喜好使用杜詩的題材，陳師道更是著重繼承杜甫的精神，令「學杜」的概念變得全面、成熟。杜詩之為詩學教材的典範，大致上就是源於這段時期了——固然理學家和其他詩論也發揮了不少作用，但《瀛奎律髓》的影響無疑是值得注意的。
久未提筆，多寫幾句已覺疲倦。杜甫是「大詩人」，所以關於他的課題同樣是「大」得叫人吃不消。像「夔州詩變」（唸國語的時候，總是說成了「屍變」。無奈。）前後的高下、「沈鬱頓挫」一語的虛構性等課題，就得留待不知是否存在的「日後討論」了。好，復活後的第一篇，完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