此言固是，就如新歷史主義者言之，一切敘述都只是對真實的模仿，並不是真實本身。我此處的用意，應該說是司馬遷對「史」的定位與今日以現代西方史學為基礎的學術規範，不能用今人述史的邏輯理解史遷的行動。兩者在根本上存有差異。其中一點是，司馬遷經常籍古人為自己代言，例如「士為知己者死，女為悅己者容」一句——且不理《戰國策》的問題——這既是豫讓語，又是他自己的〈報任安書〉的起首，令他和古人合而為一，難分真假。相對而言，現代史著，表面上還是會擺出「求真」的姿態，對於虛構或含糊的地方會著力迴避，而不如太史公般。操作上和意義上可謂同中有異。